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，网络空间规范治理与网络安全保障成为各国各地区高度重视的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，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。为了保障网络安全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，2016年11月7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网络安全法》）审议通过，并于201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
施行五年以来，《网络安全法》确立的网络运行安全、网络信息安全等网络安全领域的基本制度，通过执法、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的工作得到充分贯彻落实和不断发展完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国已经构建起以《网络安全法》等法律为核心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数据安全法》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）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》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在内的科学合理完备的网络安全法律规范体系。
以网络信息安全为例，《网络安全法》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框架和基本内容，如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、告知同意规则、网络运营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、个人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或更正的权利等。在《网络安全法》等基础上，经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法律的充实和发展，最终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。
首先，《网络安全法》明确了网络运营者在收集、使用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三项原则，同时确立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知情同意规则，即网络运营者必须明示收集、使用信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，并经被收集者同意。《网络安全法》将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根据明确为两类，即用户的同意或者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这些规定都为《民法典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进一步规定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以及合法性根据提供了依据。例如，《民法典》第1035条规定：“处理个人信息的，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，不得过度处理”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13条第1款第2-7项将《网络安全法》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细化为六类情形，如“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为，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”等。
其次，《网络安全法》明确了网络运营者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负有严格保密义务，并要求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。同时，该法明确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所负有的法定义务，包括：不得泄露、篡改、毁损收集的个人信息；未经被收集者同意，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；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，防止信息泄露、毁损、丢失；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、毁损、丢失的情况时，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，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此外，《网络安全法》还规定，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，发现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，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，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，防止信息扩散，保存有关记录，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根据《网络安全法》对网络运营者应当保护用户信息的义务的规定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专章（第5章）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，如：明确了应当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（第51条）；定期进行合规审计的义务（第54条）；在规定的情形下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，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的义务（第55-56条）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的，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补救措施以及通知的义务（第57条）等。
再次，《网络安全法》明确了个人享有删除权与更正权，即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、使用其个人信息的，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；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、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，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。《民法典》与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在此基础上，将删除权和更正权扩展到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者，如《民法典》第1037条规定：“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；发现信息有错误的，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。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，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。”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47条则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形。
总之，《网络安全法》构建了我国网络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框架，此后颁布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在此框架体系内，不断充实、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网络安全法律规范体系，进一步筑牢了我国网络安全防线，提高了我国网络安全保障水平。
